摘要:目的压力事件是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重要外部风险因素,但现有研究对压力如何经由个体内部脆弱性因素影响NSSI的动态发生与缓解,以及不同压力来源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仍缺乏探讨。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纵向追踪设计,系统考察压力事件通过自我批判影响青少年NSSI变化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揭示不同类型压力的特异性效应。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对2 094例青少年开展为期1年的纵向追踪,分别于2024年3至4月(T1)和2025年3至4月(T2)进行2轮纸质问卷调查。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中文修订版自我怜悯量表中的自我批判维度及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依据研究对象在T1、T2的NSSI表现,将其分为抵抗组(T1无/T2无)、新发组(T1无/T2有)、持续组(T1有/T2有)和缓解组(T1有/T2无)。以T1的压力总分或分别以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的5个维度得分为自变量,T1的自我批判得分为中介变量,性别及是否独生作为控制变量,以“新发组 vs 抵抗组”和“缓解组 vs 持续组”为二分类因变量构建模型1与模型2,并进行间接效应分析。结果在2 094例青少年研究对象中,男生999例(47.7%),女生1 095例(52.3%);年龄为15~17(15.52±0.56)岁。NSSI在性别分布及是否为独生子女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抵抗组、新发组、持续组和缓解组分别有1 162、221、434和277例。在模型1中,压力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批判(β=0.362,95% CI 0.314~0.408,P<0.001),自我批判显著正向预测NSSI新发(β=0.075,95% CI 0.035~0.119,P<0.001),间接效应为0.027(95% CI 0.012~0.044,P<0.001);在模型2中,压力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批判(β=0.367,95% CI 0.304~0.429,P<0.001),自我批判显著负向预测NSSI缓解(β=-0.108,95% CI -0.158~-0.065,P<0.001),间接效应为-0.039(95% CI -0.061~-0.023,P<0.001)。模型1和模型2的间接效应均显著,但2个模型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模型1中的压力可直接预测NSSI新发(β=0.065,95% CI 0.032~0.102,P<0.001),而模型2中压力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18,95% CI -0.061~0.032,P=0.229)。压力源多维度并行中介模型进一步表明,人际压力、学习压力及适应压力均可通过自我批判正向预测NSSI的新发,负向预测NSSI的缓解(均P<0.05),但是丧失压力和受惩罚压力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均P>0.05)。结论自我批判在压力与NSSI新发、缓解之间均存在显著间接效应;自我批判既是压力影响NSSI新发的风险因素,也是NSSI缓解的阻碍因素。不同压力来源通过自我批判影响NSSI的路径存在特异性。本研究为青少年NSSI精准化干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摘要:目的研究生群体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较高,其心理健康素养水平直接影响心理问题识别、态度转变与求助行为。本研究旨在基于Jorm心理健康素养模型与知识-态度-实践(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模型,评估该群体心理健康素养特征,识别不同素养亚群,并分析素养维度不均衡发展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路径。方法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采用横断面在线问卷设计,通过雨课堂平台招募中南大学37个学科的1 917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有效回收率82.31%)。采用心理健康知识问卷(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MHKQ)评估心理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心理健康素养问卷(Mental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MHLq)测评心理健康素养,该问卷包括知识(MHLq-1)、错误信念(MHLq-2)、心理急救与求助行为(MHLq-3)、自助策略(MHLq-4)4个维度。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多重线性回归、潜在剖面分析及偏差校正bootstrap中介效应分析进行统计推断。结果95.83%的研究生具备基础心理健康知识,MHKQ均分为17.834±1.729。MHLq总分为124.704±12.075,其中MHLq-1、MHLq-2、MHLq-3、MHLq-4的分数分别为46.937±5.153、33.655±3.924、25.863±3.358、18.249±2.020。76.79%的参与者总体心理健康素养达到高水平,但各维度达标率存在差异:自助策略维度、心理急救与求助行为维度、知识维度、错误信念维度分别为94.05%、79.81%、75.90%、73.81%。研究生群体呈现知识维度得分较高、实践技能维度相对薄弱的结构性不均衡特征。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MHKQ方面,未婚者得分高于已婚者(β=-0.334,P=0.035),童年期居住于城市(β=0.302,P<0.001)及无精神障碍亲友史(β=0.275,P=0.003)者知识掌握更为充分;在MHLq总分方面,女性(β=1.255,P=0.023)及现居城市者(β=3.249,P<0.001)得分更高;有精神障碍亲友史者对精神障碍的误解较少(MHLq-2维度:β=-0.516,P=0.013),但与知识及实践技能维度无显著关联。交互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亲友史及居住地(童年期或现居地)与MHKQ及MHLq-2的交互作用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中介分析显示,家庭收入仅在心理急救与求助行为维度上部分中介了居住地对素养的影响(间接效应=0.149,95%偏差校正bootstrap CI 0.043~0.267,约占总效应的17.37%),对总分及其余维度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潜在剖面分析进一步识别出低素养(41.63%)和高素养(58.37%)2个亚群,各类别平均后验概率为0.943~0.955,2类间Cohen’s d为1.441~2.119;女性(OR=1.362,95% CI 1.103~1.682)和城市现居地(OR=1.524,95% CI 1.159~2.005)可显著预测高素养类别。结论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素养呈维度间不均衡分布,知识水平尚可但实践技能存在短板;城乡素养差距主要由居住地相关的信息环境直接驱动,家庭经济资源仅通过技能通道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建议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从知识传授向技能实训转型,着力提升实际应对能力,同时关注农村及低收入家庭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可及性。
摘要:目的手术患者需在手术台上长时间保持同一体位,并且在全身麻醉时无法自主移动。国际压力性损伤指南中提及手术患者是压力性损伤的高危人群。本研究旨在通过收集骨科住院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骨科手术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高危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为临床上筛查骨科手术患者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高危人群提供科学参考。方法采用真实世界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选取2022年6月至1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行骨科手术的1 498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术中发生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组200例,未发生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组1 298例。暴露指标包括患者的基线资料、既往病史、术前相关因素和术中指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与术中发生获得性压力性损伤有关的暴露因素;绘制列线图,并采用区分度、校准度和内部验证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多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患者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18.5 kg/m2(OR=16.70,95% CI 9.08~31.30,P<0.001)、BMI≥24.0 kg/m2(OR=1.93,95% CI 1.18~3.19,P=0.009)、手术时间较长(OR=2.33,95% CI 1.91~2.89,P<0.001)、术中受压部位浸湿(OR=3.53,95% CI 1.38~9.57,P=0.010)、手术体位为仰卧位(OR=5.61,95% CI 1.31~22.90,P=0.018)、手术体位为侧卧位(OR=3.29,95% CI 1.17~9.08,P=0.022)、手术体位为沙滩椅位(OR=31.70,95% CI 3.16~247.000,P=0.001)及术中使用头托或头圈(OR=5.21,95% CI 1.25~20.80,P=0.021)均与骨科患者术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发生显著相关。进一步将多因素Logistic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预测因子建立列线图评分系统。训练集和验证集预测压力性损伤发生概率列线图评分系统的一致性指数分别为0.857(95% CI 0.825~0.889)和0.842(95% CI 0.788~0.895),平均绝对误差分别为0.028和0.038。结论BMI<18.5 kg/m2、BMI≥24.0 kg/m2、手术时间较长、术中受压部位浸湿、手术体位为仰卧位、手术体位为侧卧位、手术体位为沙滩椅位及术中使用头托或头圈均是骨科患者术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建立的骨科患者术中获得性压力性损伤的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可能有助于识别高风险患者。
摘要:目的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LUAD)患者分子靶向治疗的关键在于确定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基因的突变状态,目前临床上常用手术、穿刺活检等有创方法获得基因检测所需的肿瘤组织。本研究旨在探索CT灌注成像(CT perfusion imaging,CTPI)的多种定量参数与LUAD患者EGFR基因突变之间的潜在关联,为无创预测LUAD患者的EGFR基因突变状态提供初步提示。方法收集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经手术或穿刺活检病理确诊为LUAD的患者,患者均在术前1周内行肺部CTPI检查,并在术后完善了EGFR基因检测。按EGFR基因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突变组和野生型组。统计并分析2组CTPI相关定量参数之间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EGFR突变的独立预测因素并构建联合预测模型,以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价各独立预测因素及联合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最终纳入82例患者,其中女性45例,男性37例;EGFR基因突变组46例,野生型组36例。突变组的血容量(blood volume,BV)、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TP)和毛细血管表面通透性(permeability surface,PS)均高于野生型组(分别为5.38±1.57 vs 3.08±1.17,P<0.001;28.02±5.07 vs 24.47±7.14,P=0.014;18.90±7.24 vs 12.11±6.11,P<0.001),而2组间血流量(blood flow,BF)、平均通过时间(mean transit time,MTT)、组织残余函数达峰时间(time to maximum of tissue residue function,Tmax)、正增强积分(positive enhancement integral,PEI)和平均增长斜率(mean slope of increase,MSI)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BV(P<0.001)和PS(P=0.002)为EGFR突变的独立预测因素。ROC曲线显示,BV和PS的AUC分别为0.885和0.760,相应的截断值分别为3.81 mL/100 g和16.20 mL/(min·100 g)。CTPI参数(BV+PS)联合预测模型的AUC为0.923,高于任意单一参数(均P<0.05)。结论CTPI的定量参数BV和PS为LUAD患者EGFR突变的独立预测因素。CTPI参数BV和PS的联合模型(BV+PS)在本组数据中表现出良好的预测潜力,但尚需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