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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主  编：陈  翔

ISSN：1672-7347

CN：43-1427/R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中南大学

出版周期：月  刊

电  话：0731-84805495

邮  箱：xbyxb@csu.edu.cn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湘雅路110号
中南大学开福校区(湘雅医学院老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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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51 期 3，2026 2026年第51卷第3期

  • I型糖尿病专题

    曾涵月, 周梦娜, 李之晟, 邓超, 谢雨婷, 严俊霞, 李霞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593
    摘要：目的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已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公共卫生挑战之一。本研究旨在构建适用于T1DM示范管理中心标准化防控工作的评价指标体系，为防控工作的评估与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结构-过程-结果(structure-process-outcome，S-P-O)模型为理论框架，初步建立评价指标池；通过专家函询法修订指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初稿；采用名义群体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NGT)，召开专家共识会议，确定最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结合专家评分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结果共识会议专家积极系数为100%，权威程度为0.925。指标在重要性、合理性、可及性的肯德尔和谐系数(Kendall’s W)分别为0.146(P>0.05)、0.197(P<0.05)、0.319(P<0.05)。最终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3项1级指标、15项2级指标和41项3级指标。层次分析法结果表明，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比率均<0.1，专家评分法的Kendall’s W为0.242(P<0.05)。1级指标“结构”“过程”和“结果”的权重分别为0.287 7、0.317 7和0.394 6。结论T1DM标准化防控工作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能对示范管理中心标准化防控工作的开展进行有效评估，也可为其持续改进提供明确导向。该指标体系后续可在实际应用中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关键词：1型糖尿病;评价指标;层次分析法;名义群体法;标准化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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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王沁, 李先铭, 王浩, 吴秀媚, 曾锡锋, 丁宇, 郑雪瑛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267
    摘要：目的人工胰腺系统(artificial pancreas system，APS)已成为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治疗的重要技术手段。然而，不同血糖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水平的患者在使用APS后是否存在疗效差异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基线CV水平对APS治疗效果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回顾性真实世界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4年4月期间在线上糖尿病社区中初次启用AndroidAPS(AAPS)的T1DM患者，所有参与者均连续使用AAPS≥3个月，且单次开环时间不超过7 d。原始连续葡萄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数据来源于Nightscout云平台。以AAPS启用后前7 d的CGM数据作为基线，研究期定义为启用AAPS后的前3个月。根据国际共识推荐的临界值，将患者按基线CV分为血糖稳定组(CV≤36%)与血糖不稳定组(CV>36%)。比较2组在APS治疗前后全天、日间(06:00-24:00)及夜间(00:00-06:00)的CGM指标变化。主要结局指标为葡萄糖在严格目标范围内时间(time in tight range，TITR；血糖范围为70~140 mg/dL)和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time in range，TIR；血糖范围为70~180 mg/dL)；次要结局指标包括葡萄糖高于目标范围时间(time above range，TAR；分为TAR1、TAR2、TAR3)、葡萄糖低于目标范围时间(time below range，TBR；分为TBR1、TBR2)、平均血糖、CV、预估糖化血红蛋白(estimated percentage of hemoglobin A1c，eA1c)。采用协方差分析比较2组在治疗后3个月指标变化的差异，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CV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132例T1DM患者，其中血糖稳定组88例(66.67%)，血糖不稳定组44例(33.33%)。2组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病程、起病时糖化血红蛋白(glycated hemoglobin A1c，HbA1c)及慢性并发症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PS治疗后，2组患者全天血糖控制均较基线显著改善。经校正基线水平后，血糖稳定组全天TITR改善幅度显著高于血糖不稳定组，且血糖稳定组的TAR1与基线相比显著改善(均P<0.05)。APS治疗后2组TBR1和TBR2均未见显著增加，提示血糖稳定组血糖改善且没有增加低血糖风险。在血糖波动性方面，APS治疗后血糖不稳定组的全天CV较基线显著下降(P<0.05)。日间时段，校正基线水平后，2组患者TITR、TAR、TBR及平均血糖方面改善幅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夜间时段，血糖稳定组TITR和TIR改善幅度均显著大于血糖不稳定组，同时TAR1和TAR2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血糖不稳定组(均P<0.05)，低血糖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基线eA1c是CV的唯一显著影响因素(β=4.095，P<0.001)，年龄与CV呈负相关趋势(P=0.070)，而性别及病程与CV均无显著相关性(均P>0.05)。结论基线CV水平影响T1DM患者使用APS后的血糖改善效果。血糖稳定的患者更易从闭环系统中获益，且不会增加低血糖风险。在APS推广和临床实践中，应充分考虑患者基线血糖波动特征，优化管理和治疗策略。  
    关键词：1型糖尿病;人工胰腺系统;血糖变异性;变异系数;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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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王浩, 汤婕, 张文皓, 王沁, 李先铭, 张弘强, 丁宇, 骆斯慧, 郑雪瑛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214
    摘要：目的开源人工胰腺系统(do-it-yourself artificial pancreas system，DIYAPS)已逐渐应用于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的血糖管理，但其血糖控制效果在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人群中的差异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不同城市经济水平对使用DIYAPS的T1DM患者血糖控制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基于真实世界的研究，于2019年9月至2024年2月通过糖尿病患者线上社区招募T1DM患者，样本覆盖中国26个省份的82个市区，所有参与者均使用了AndroidAPS(安卓版DIYAPS)。收集参与者的人口学资料、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指标和持续血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数据。将新一线、一线城市定义为发达城市组，二线、三线城市定义为发展中城市组。比较2组不同时段的血糖水平。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1DM患者低血糖指数(low blood glucose index，LBGI)与城市经济水平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124例T1DM患者，其中发达城市56例(45.2%)，发展中城市68例(54.8%)；男性52例(41.9%)，女性72例(58.1%)；年龄为22.3(9.3，32.5)岁，病程为0.8(0，8.8)年。2组间全天葡萄糖在目标范围内时间(time in range，TIR)[葡萄糖水平为3.9~7.8 mmol/L时间所占的百分比，TIR(7.8)]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达城市组全天LBGI显著低于发展中城市组[1.1(0.6，1.5) vs 1.5(0.9，2.4)，P<0.05]，而葡萄糖高于目标范围时间(time above range，TAR)[葡萄糖水平>7.8 mmol/L时间所占的百分比，TAR(7.8)]显著高于发展中城市组[36.3%(28.7%，49.2%) vs 30.9%(19.2%，40.8%)，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校正年龄、性别、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家庭人均年收入后，城市经济水平仍是患者发生低血糖风险的独立相关因素(OR＝0.43，95% CI 0.20~0.91，P＝0.028)。结论城市经济水平对使用DIYAPS的T1DM患者的血糖控制具有重要影响。较高的城市经济水平与较低的T1DM患者低血糖风险相关。  
    关键词：开源人工胰腺系统;1型糖尿病;持续血糖监测;城市经济水平;血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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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陈启航, 刘静飞, 金妍君, 顾愹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5.250299
    摘要：1型糖尿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是一种由自身免疫介导的慢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涉及遗传易感性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肠道菌群失调可能参与T1DM的发病与进展。T1DM患者的肠道菌群失调，其特征不仅在于菌群多样性降低，更在于其功能的系统性紊乱，特别是保护性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short-chain fatty acids，SCFAs)和次级胆汁酸的耗竭，这些变化可能通过分子模拟、免疫平衡失调、肠道屏障功能破坏等途径加剧胰岛自身免疫。基于肠道菌群的干预策略(如粪便微生物移植、益生菌、饮食调节等)在动物模型和部分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延缓疾病进展、改善血糖控制的潜力，但其疗效异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需结合多组学技术与个体化医疗，深入探索菌群-宿主互作机制，以推动T1DM的早期预测和精准干预。肠道菌群调控或将成为T1DM防治的新靶点，为T1DM的防治提供新途径。  
    关键词：1型糖尿病;肠道菌群;菌群失调;自身免疫;粪便微生物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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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 论著

    黄睿华, 安沙米, 祝小云, 胡长平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661
    摘要：目的澳洲茄边碱是一种天然化合物，来源于传统中药植物龙葵(Solanum nigrum L.)，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包括抗炎、抗疟、促凋亡、镇痛和抗肿瘤活性等。然而，澳洲茄边碱对肝纤维化的影响尚未明确。本研究旨在采用人肝星状细胞(LX-2细胞)及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CCl4)诱导的肝纤维化小鼠模型探究澳洲茄边碱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和潜在机制。方法采用澳洲茄边碱(1.25、2.50 μmol/L)处理LX-2细胞24 h，细胞计数试剂盒-8(cell counting kit-8，CCK-8)检测细胞增殖活性，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肝纤维化标志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将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CCl4组、CCl4+0.5 mg/kg澳洲茄边碱组、CCl4+1.0 mg/kg澳洲茄边碱组。对照组腹腔注射橄榄油，CCl4组和澳洲茄边碱处理组连续4周腹腔注射CCl4(每周3次)以诱导肝纤维化，同时，澳洲茄边碱处理组分别按低、高剂量隔日腹腔注射澳洲茄边碱进行治疗。采集肝脏和血浆进行检测。采用苏木精-伊红(hematoxylin and eosin，HE)、天狼星红、Masson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肝脏病理结构改变和纤维化程度，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肝纤维化标志基因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采用试剂盒检测血清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水平及肝脏羟脯氨酸含量。随后，探讨澳洲茄边碱是否调控肝纤维化过程中Yes相关蛋白(Yes-associated protein，YAP)信号通路。采用澳洲茄边碱(1.25、2.50 μmol/L)处理LX-2细胞24 h，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大型肿瘤抑制激酶1(large tumor suppressor kinase 1，LATS1)、p-LATS1(Thr1079)及YAP、p-YAP(Ser397)蛋白的表达，RT-qPCR检测YAP、Ctgf、Ankrd1 mRNA的表达。结果CCK-8结果显示，1.25、2.50 μmol/L澳洲茄边碱处理LX-2细胞24 h及48 h后，细胞增殖活力较对照组均显著下降(均P<0.05)。RT-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澳洲茄边碱处理组纤维化标志基因Acta、Col1a1、TGF-β1、Timp1、PDGF-A及炎症因子IL-6、TNF-α的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均P<0.05)，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ooth muscle actin α，α-SMA)及Ⅰ型胶原α1链(collagen type I alpha 1 chain，Col1a1)蛋白表达亦显著下调(均P<0.05)。与CCl4组相比，CCl4+澳洲茄边碱组小鼠肝脏病理损伤均明显减轻，炎症细胞浸润均减少；天狼星红和Masson染色定量分析表明，胶原沉积面积均显著减少，肝脏羟脯氨酸含量明显降低(均P<0.05)；血清ALT和AST水平均显著下降(均P<0.05)；同时，肝组织中Acta、Col1a1的mRNA表达水平及α-SMA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均显著下调(均P<0.05)。在LX-2细胞中，与对照组相比，澳洲茄边碱处理均可显著降低YAP蛋白表达水平(均P<0.05)，同时升高p-LATS1(Thr1079)蛋白水平(P<0.05)；LATS1总蛋白及p-YAP(Ser397)蛋白表达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此外，YAP、Ctgf及Ankrd1的mRNA水平均显著下降(均P<0.05)。结论澳洲茄边碱通过抑制YAP表达，下调Ctgf和Ankrd1表达水平，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有望成为抗肝纤维化治疗的潜在候选药物。  
    关键词：澳洲茄边碱;YAP信号通路;肝星状细胞;四氯化碳;肝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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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郭绍伟, 黄冠清, 肖丹, 陆丽华, 李梦娜, 李懿敏, 伍勇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544
    摘要：目的表皮葡萄球菌是临床常见的机会致病菌，抗生素滥用致其耐药性不断攀升，治疗难度显著加大。药物再利用具有成本低、安全性高、周期短等优势，是应对耐药菌感染的有效策略。本研究旨在探究抗寄生虫药物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抗菌活性，并初步阐明其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最低抑制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和最低杀菌浓度(minimum bactericidal concentration，MBC)。采用纸片扩散法、2, 3-二(2‑甲氧基‑4‑硝基‑5‑磺苯基)-2H-四氮唑-5‑甲酰苯胺[2, 3-Bis-(2-methoxy-4-nitro-5-sulfophenyl)-2H-tetrazolium-5-carboxanilid，XTT]法及时间-杀菌曲线检测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的敏感性。通过连续诱导耐药试验评估其耐药诱导能力。利用结晶紫染色和XTT法检测该药对生物膜的抑制与根除作用。采用棋盘微稀释法探究其与传统抗生素的联合效果。通过测定膜通透性、质子动力势、细菌内腺苷三磷酸(adenosine triphosphate，ATP)水平及碘化丙啶染色初步阐明抗菌机制。最后建立小鼠皮肤脓肿模型，评价雷琐太尔的体内抗菌活性。结果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的MIC和MBC分别为2 μg/mL和16 μg/mL。纸片扩散法显示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具有明显的抑菌作用。XTT法结果显示，雷琐太尔可显著降低表皮葡萄球菌的活力(P<0.05)。时间-杀菌曲线显示1/4×MIC雷琐太尔即可有效抑制细菌的增殖。连续处理15 d，表皮葡萄球菌均未对雷琐太尔产生耐药。结晶紫染色和XTT染色均显示，1 μg/mL的雷琐太尔可显著抑制生物膜的形成，2 μg/mL的雷琐太尔可使已形成的生物膜显著减少(均P<0.05)。雷琐太尔可改变质子动力势、抑制细菌内ATP合成并破坏细菌细胞膜完整性。在小鼠皮肤脓肿模型中，经雷琐太尔治疗后，脓肿组织的细菌载量显著降低(P<0.05)。结论雷琐太尔对表皮葡萄球菌具有体外和体内抗菌作用，其抗菌机制在于破坏表皮葡萄球菌的完整性，改变质子动力势，以及抑制细胞内ATP的合成。  
    关键词：表皮葡萄球菌;雷琐太尔;生物膜;质子动力势;最低抑制浓度;最低杀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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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杨琪, 吴苑, 吴若兰, 佘鹏飞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522
    摘要：目的随着肠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不断攀升，新型抗菌药物的挖掘已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旨在通过药物重新利用，探究靶向线粒体的抗氧化剂Visomitin对肠球菌的体外和体内抗菌活性。方法肠球菌临床菌株分离自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住院患者。首先，通过微量肉汤稀释实验、纸片扩散实验和时间-杀菌曲线探究Visomitin对肠球菌的抗菌敏感性及其杀菌效率。通过连续诱导耐药实验检测亚抑菌浓度的Visomitin对肠球菌的耐药诱导作用。通过蛋白酶定量实验检测Visomitin对肠球菌蛋白酶产生的抑制作用。随后，通过结晶紫染色和SYTO9荧光探针检测Visomitin对肠球菌生物膜的抑制和清除作用。最后，通过构建小鼠皮下脓肿模型，检测Visomitin对肠球菌的体内抗菌活性。结果Visomitin对肠球菌具有良好的体外抗菌活性，其最低抑菌浓度(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和最低杀菌浓度分别为4~8 μg/mL和4~16 μg/mL。纸片扩散实验提示Visomitin对肠球菌的生长具有剂量依赖的抑制活性，时间-杀菌曲线进一步显示Visomitin对肠球菌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的杀菌活性。2×MIC浓度的Visomitin与肠球菌标准菌株ATCC 19434和ATCC 29212分别作用2 h和12 h均可将活菌量降低到最低检测限以下。虽然万古霉素可诱导肠球菌的耐药性增加，但亚抑菌浓度的Visomitin连续传代14次，仍未见明显的耐药诱导作用。亚抑菌浓度的Visomitin还可明显抑制肠球菌蛋白酶的生成，Visomitin在1/8×MIC浓度时可使ATCC 19434蛋白酶产量由 100%±2.01%降至96.25%±1.16% (q=3.661，P<0.05)，而在1/2×MIC浓度下则使ATCC 29212蛋白酶产量由100%±2.95%降至41.49%±0.45%(q=35.790，P<0.001)。结晶紫染色提示，1×MIC~4×MIC浓度的Visomitin可显著抑制肠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当其浓度上升至2×MIC~4×MIC时，能不同程度清除已形成的生物膜。SYTO9荧光探针进一步验证了Visomitin对肠球菌的抗生物膜活性。此外，Visomitin可显著降低小鼠脓肿大小和活菌载量，与仅注射溶媒的对照组相比，Visomitin可使菌载量从[2.90(2.52, 3.18)]×107 CFU/abscess降低到[1.56(0.35，4.78)]×106 CFU/abscess(U=0.000，P<0.01)。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提示，Visomitin能明显减少脓肿组织中的炎症细胞浸润。结论Visomitin对肠球菌具有良好的体外和体内抗菌活性，且不易诱导耐药产生，具备再利用潜力，为其可能成为临床治疗难治性肠球菌感染的新型候选药物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前证据。  
    关键词：药物重新利用;Visomitin;肠球菌;生物膜;感染模型;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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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谢悦良, 靳欣, 王会, 颜姗珊, 梁均豪, 彭玥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40264
    摘要：目的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氏阴性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Gram-negative bacilli，CR-GNB)感染因高发生率与高病死率，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注射用硫酸黏菌素虽已广泛用于CR-GNB感染的治疗，但其临床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仍有限。本研究旨在评估硫酸黏菌素治疗CR-GNB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并分析影响疗效与预后的相关因素，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改善患者结局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7月至2023年3月期间静脉使用硫酸黏菌素治疗CR-GNB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特征、感染情况(感染部位、病原体及药敏结果)、合并用药(种类、剂量、疗程)、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患者预后。评估硫酸黏菌素对CR-GNB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并分析30 d全因死亡率、微生物清除率。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硫酸黏菌素治疗CR-GNB感染临床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运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评估模型的预测性能，采用Kaplan-Meier曲线和Cox回归模型分析30 d全因死亡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112例CR-GNB感染患者，其中85.7%的患者入住ICU，67.9%的患者使用呼吸机辅助通气，51.8%的患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支持治疗。感染部位以肺部为主(81.3%)，其次为血流感染(17.0%)；病原体以肺炎克雷伯菌(69.6%)和鲍曼不动杆菌(60.7%)为主，72例(64.3%)患者感染2种及以上病原体。所有患者均采用硫酸黏菌素联合治疗方案，联合药物以碳青霉烯类药物为主(75.0%)。经治疗后，患者的总体临床有效率为67.0%、微生物根除率为48.8%、30 d全因死亡率为28.6%。不同联合治疗方案的临床有效率和30 d全因死亡率接近，其中硫酸黏菌素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治疗方案的临床有效率最高(56/84，66.7%)；硫酸黏菌素联合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治疗方案的临床有效率最低(9/17，52.9%)，但该联合方案30 d全因死亡率最低(4/17，23.5%)。此外，16例(16/90，17.8%)患者用药期间发生急性肾损伤，16例(16/112，14.3%)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CR-GNB对黏菌素耐药性进展。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公式为Y(临床疗效)=2.174-0.031×(年龄)-1.510×(呼吸机辅助通气)-1.720×(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0.004×(血小板计数)+1.908×(治疗时间≥7 d)。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40(95% CI 0.761~0.919)，提示预测模型预测性能较好，且校正曲线图与模型拟合较好(Hosmer Lemeshow χ2=5.909，P=0.657)。Cox回归分析显示，较高的基线血小板计数(校正后HR=0.99，95% CI 0.99~1.00，P=0.029)和用药时间≥7 d(校正后HR=0.31，95% CI 0.11~0.90，P=0.031)与较低的30 d全因死亡率独立相关。结论硫酸黏菌素治疗CR-GNB感染有效。用药时间≥7 d是临床有效性与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在足疗程用药过程中应密切监测硫酸黏菌素的耐药性进展，并根据药敏结果选择联合用药方案。  
    关键词：硫酸黏菌素;碳青霉烯耐药革兰阴性杆菌;临床疗效;30 d全因死亡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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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叶子语, 丁彤, 李宜航, 梁爽, 邹望远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539
    摘要：目的尿源性脓毒症是上尿路结石患者围手术期常见的严重并发症。本研究旨在分析合并肾积脓的上尿路结石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其预测模型。方法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接受上尿路结石手术且合并肾积脓的患者资料。根据是否发展为尿源性脓毒症分为尿源性脓毒症组和非尿源性脓毒症组，比较2组的基本情况、术前检查指标、术中及术后监测指标。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LASSO)回归结合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危险因素，构建围手术期肾积脓进展为尿源性脓毒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其预测效能。结果纳入221例接受上尿路结石手术且合并肾积脓的患者，其中45例(20.4%)诊断为尿源性脓毒症(尿源性脓毒症组)，176例(79.6%)为非脓毒症患者(非尿源性脓毒症组)。尿源性脓毒症组和非尿源性脓毒症组在年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免疫病，分期手术，术中补液量，手术时间，结石大小及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天数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围手术期最高体温升高(OR=2.103，95% CI 1.231~3.751)和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升高(OR=1.097，95% CI 1.058~1.152)均是围手术期肾积脓进展为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基于LASSO回归分析筛选的8个变量(性别、年龄、围手术期最高体温、术前PCT水平、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合并肝功能不全、结石最大直径>2 cm、手术时间>2 h)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校准曲线显示预测值与实际值基本一致，ROC曲线下面积为0.897，说明该模型具有临床预测价值。结论围手术期最高体温升高与PCT水平升高是上尿路结石手术合并肾积脓患者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为围手术期尿源性脓毒症的防治提供初步临床参考。  
    关键词：尿源性脓毒症;肾积脓;围手术期;上尿路结石;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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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单鸿杰, 肖敏, 陈超, 高红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26.250611
    摘要：目的产后重度腹直肌分离(diastasis recti abdominis，DRA)可导致产妇远期功能障碍。然而，在产后早期恢复窗口期内，围产期危险因素的独立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阐明。本研究旨在分析产后重度DRA的危险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并识别高危人群特征。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2年8月在衡阳市妇幼保健院接受产后康复治疗且产后时间为42~180 d的产妇。采用触诊联合卡尺测量腹直肌分离距离。根据腹直肌分离距离将所有参与者分为4组：重度DRA组(≥4 cm)、中度DRA组(3.0~3.9 cm)、轻度DRA组(2.0~2.9 cm)和正常组(<2 cm)。将中度DRA组、轻度DRA组和正常组合并为对照组。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评估连续变量，确定最佳截断值，并据此进行分层。采用卡方检验比较重度DRA组与对照组之间各影响因素的差异。进一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各因素对DRA严重程度的影响，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中的交互作用分析识别高危人群。结果最终共纳入525例产妇，其中重度DRA组、中度DRA组、轻度DRA组、正常组分别纳入112、257、98和58例。DRA的发生率为89%，重度DRA的发生率为21.3%。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新生儿出生体重及孕期体重增长的诊断截断值分别为22.55 kg/m²、3 350 g及12.25 kg。BMI≥22.55 kg/m2、新生儿出生体重≥3 350 g、孕期体重增长≥12.25 kg、经产妇、剖宫产或胎儿数≥2的参与者，其重度DRA的发生率均显著增加(均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新生儿出生体重≥3 350 g、孕期体重增长≥12.25 kg、剖宫产和经产妇是重度DRA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新生儿出生体重≥3 350 g、经产妇与剖宫产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对重度DRA的影响最强(OR=7.10，95% CI 3.43~14.71)。当这3个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时，重度DRA的发生率达到61.76%。结论新生儿出生体重≥3 350 g、妊娠期体重增加≥12.25 kg、剖宫产及经产妇为产后重度DRA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且各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放大效应。本研究明确了高危人群特征，可为实施针对性早期筛查与干预提供依据。  
    关键词：腹直肌分离;产后6个月;危险因素;交互作用;剖宫产;经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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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时间：2026-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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